弗洛伊德遇害兩周年 美國非洲裔仍“無法呼吸”

新華社美國明尼阿波利斯5月24日電 （國際觀察）弗洛伊德遇害兩周年　美國非洲裔仍“無法呼吸”

新華社記者孫丁

2020年5月25日，“無法呼吸”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膝下，成為美國人權史上的恥辱一頁。在弗洛伊德遇害兩周年之際，美國各界近來再次展開對種族主義、暴力執(zhí)法等頑癥的反思。

美國輿論認為，弗洛伊德事件雖然嚴重沖擊美國社會，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種族主義問題積弊難改，非洲裔的處境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許許多多人依舊“無法呼吸”。

　無法呼吸

2020年5月25日，46歲的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鈔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家便利店中買煙遭警察逮捕。逮捕過程中，弗洛伊德被胸口朝下按在地上，其中白人警察德雷克·肖萬用膝蓋抵住其后頸超過9分鐘，弗洛伊德反復懇求，說自己“無法呼吸”，隨后陷入昏迷并失去生命跡象。

弗洛伊德被“跪殺”在美國引發(fā)大規(guī)模、持續(xù)性的示威活動，抗議美國警察暴力執(zhí)法和針對非洲裔的種族歧視。4名涉事警察被開除，肖萬被判二級謀殺等罪名成立，入獄22年6個月，其余3人也被判侵犯民權罪成立。

由《華盛頓郵報》記者羅伯特·塞繆爾斯和托盧斯·奧洛朗尼帕合著的弗洛伊德傳記近期引發(fā)美國主流媒體廣泛關注。這本傳記記述了貧窮的出身和美國的種族主義如何塑造了弗洛伊德的人生軌跡。塞繆爾斯說，弗洛伊德遇到的制度性障礙幾乎可以發(fā)生在任何美國非洲裔人士身上，這讓人感到害怕。

出生在喀麥隆的美國暢銷書作者因博洛·姆布埃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雖然肖萬入獄服刑，但正義仍未得到充分伸張。那些造成弗洛伊德之死的社會環(huán)境依然存在并不斷發(fā)展，正等候著下一個受害者。

　問題依舊

弗洛伊德事件發(fā)生后，美國掀起移除公共場合邦聯(lián)雕像和紀念物的風潮，要求警務改革的呼聲也很高。然而，這一切并沒有真正改變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兩年來，白人警察涉嫌對非洲裔暴力執(zhí)法的事依舊接連不斷。

今年2月的一天清晨，還是在弗洛伊德遇害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特警隊員突襲市中心一處公寓。睡在沙發(fā)上的非洲裔男子阿米爾·洛克被驚醒，他從被子里探出頭來，手中有一把手槍，隨即被警方開槍打死。警方事后承認，洛克并非此次突襲要抓捕的嫌疑人。洛克家人說，他手中的槍是合法持有，當時的反應完全屬于正當防衛(wèi)。

美國埃默里大學從事非洲裔美國人研究的教授卡蘿爾·安德森指出，即使非洲裔人士手無寸鐵也會被視為威脅，而當他們手中有武器時，在別人眼中的“威脅”就會呈指數(shù)級增長，這就成了他們被剝奪生命的“正當理由”。

據(jù)美國“警察暴力地圖”網(wǎng)站統(tǒng)計，2021年死于美國警察手中的人中，非洲裔占比超過20%，而非洲裔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為13%。美國非洲裔民權活動人士卡倫迪·威廉姆斯表示，每當種族不公事件受到全國關注時，人們就會變得憤怒，走上街頭。而隨著媒體把注意力轉(zhuǎn)移到其他問題上，人們對種族問題的關注就會下降。

　根深蒂固

從17世紀到18世紀，數(shù)以百萬計的非洲人被作為奴隸販運到美洲殖民地，被強迫從事煙草、棉花等作物的種植和生產(chǎn)。此后，美國西進運動和廢奴運動引發(fā)了關于奴隸制存廢的大辯論以及血腥的南北戰(zhàn)爭。盡管主張廢奴的聯(lián)邦軍取得最終勝利，奴隸制被廢除，但種族歧視問題繼續(xù)困擾美國非洲裔群體。

20世紀中葉，美國非洲裔忍無可忍發(fā)起大規(guī)模民權運動，在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領袖的帶領下通過抗爭促成一系列旨在消除種族歧視的立法。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種族歧視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蓋洛普咨詢公司去年公布的一項民調(diào)顯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針對非洲裔的種族歧視在美國普遍存在。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查爾斯·布洛表示，兩年過去了，弗洛伊德事件所激起的變革期待正在慢慢消逝，全國性的實質(zhì)改革被證明是一場幻想。通貨膨脹等話題現(xiàn)在比種族主義問題更受關注，美國社會對非洲裔民權活動的支持力度已經(jīng)衰減。不要對美國抱太大希望，這個國家實現(xiàn)變革的意愿十分薄弱。

就在本月14日，美國一名18歲白人槍手在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家超市內(nèi)外開槍射擊，造成10人死亡、3人受傷，其中大多數(shù)是非洲裔。美國總統(tǒng)拜登稱，這一事件背后是白人至上主義的“毒藥”，美國一些人煽動種族主義是為攫取政治利益。

《華盛頓郵報》網(wǎng)站刊文評論說：“如今，白人至上主義在肥沃的土壤中滋生，不僅得到處于邊緣地帶的種族主義者滋養(yǎng)，還得到自稱主流的政界人士和其他機會主義者滋養(yǎng)……我們需要談論的是，右翼政界人士和思想領袖如何利用取代理論這種邪惡毒藥來推進他們的自私目的——獲取競選捐款和選票，提高電視收視率以及獲得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