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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書記專門就閩東財政經(jīng)濟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辯證思維。他認為,財政經(jīng)濟絕不是只管收支的錢袋子,而是調節(jié)經(jīng)濟的大杠桿;運用財政杠桿的調節(jié)作用,決不能簡單認為是給某某地方多發(fā)幾個錢,向某某地方多收幾個錢,而應產(chǎn)生于正確處理好財政經(jīng)濟的幾種關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關系,緊縮與發(fā)展的關系,多辦事與量力而行的關系。

采訪對象:

張學清,1945年7月生,福建連江人。1985年4月任寧德行署副專員,1994年任行署黨組副書記,1995年任行署常務副專員。1996年8月任福建省物價委黨組書記、主任,2000年2月任省地稅局黨組書記、局長,2005年任省人大常委會委員。2008年12月退休。

采訪組:張學清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任寧德地委書記時,您是行署副專員。他剛到寧德時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

張學清:習書記到寧德時正值夏天,天氣熱得很??伤o人的第一印象卻像一襲清風,讓人耳目一新。他給我的最初印象可以總結成三個“沒想到”。一是沒想到“開場不把鑼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但習書記卻不然。他剛到寧德那天,我們班子成員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樓的會議室,原本以為會是一次隆重的歡迎儀式,可沒想到習書記一點也不擺領導的架子,不僅著裝樸素,而且也沒有因為到一地主政就高談闊論或是立下“豪言壯語”。相反,他只是言簡意賅地向大家表了個態(tài),表示在寧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這個見面會很快就結束了,讓我們這些參會的同志感到有點意外。

二是沒想到人剛來就“失蹤”了。習書記到任以后,我們都做好了他找我們談話了解工作的準備,但等了好久,我們發(fā)現(xiàn)他誰都沒找。大家都很奇怪:新來的地委書記怎么好像“失蹤”了?后來我們才知道,他剛到寧德沒多久,就立馬下鄉(xiāng)去調研,一走就是一個多月,一走就走遍了寧德的9個縣,而且還去了相鄰的浙江省部分地區(qū)。

三是沒想到他要換種方式帶領寧德干部“沖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談話時說起,他到寧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領導曾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寧德能夠好好地“沖一下”。習書記說,他一直把這句話記在心里。我聽了感到很興奮。因為當時我和所有寧德人一樣有著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寧德能夠抱上“金娃娃”,改變落后面貌。應該說,當時寧德經(jīng)濟發(fā)展的擔子很重,從外部環(huán)境講,全國正處在治理整頓階段,通貨膨脹嚴重,各地發(fā)展都受到制約,都在“收”;從內(nèi)部環(huán)境講,寧德作為“老、少、邊、島、窮”地區(qū),欠賬太多,關鍵是窮。而且,寧德為了國家和地區(qū)戰(zhàn)略發(fā)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貢獻甚至犧牲。比如說,原來古田溪水電站是福建省裝機規(guī)模最大的水電站,但發(fā)出來的電主要供福州使用;寧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為了國防需要,一直沒有開發(fā)。聽習書記說要“沖一下”,我心想,我們自己本身有港、有電,如果習書記再能拉來大項目,寧德一定能夠快速脫貧??蓻]想到,他又對我說,寧德經(jīng)濟發(fā)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這要怎么“沖”呢?沒想到?jīng)]過幾個月,他就在地委工作會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觀念。

習書記說,經(jīng)濟比較落后的地區(qū),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總要受歷史條件、自然環(huán)境、地理因素等諸多方面的制約,沒有什么捷徑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間就發(fā)生巨變,只能是漸進的、滴水穿石般的變化。他提倡立足實際又胸懷長遠目標的實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騖遠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只燒三把火那種希圖僥幸成功的投機心理;他提倡鍥而不舍的韌勁,而不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的散漫。他當時就講,“幾任干部一本賬、一任接著一任干、任任干給群眾看”,與當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脈相承的。

可以說,當年的習書記給寧德帶來了全新的發(fā)展理念,而且的確用這些全新理念帶領寧德“沖”出了新局面。

采訪組:從您當時分管領域的角度看,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發(fā)展理念?

張學清:我當時協(xié)助專員分管財政工作,習書記雖然是黨委一把手,但對經(jīng)濟發(fā)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穎而且切合實際的觀念。比如,他認為閩東的經(jīng)濟建設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農(nóng)民問題,閩東要發(fā)展,就要走一條“大農(nóng)業(yè)”的路子,即朝著多功能、開放式、綜合性方向發(fā)展的立體農(nóng)業(yè),以農(nóng)業(yè)商品觀念替代以往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觀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習書記在寧德提出“弱鳥先飛”的發(fā)展理念,他意識到當時干部群眾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國家多撥資金,多安排一些計劃內(nèi)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決原材料、資金短缺的關鍵,放到我們自己身上來,這種思想意識的轉變是“先飛”的第一要義。他還強調商品經(jīng)濟建設不能搞政治和經(jīng)濟“兩張皮”,各縣的五套班子都要圍繞經(jīng)濟建設來做好本部門的工作,搞“經(jīng)濟大合唱”。他在基層調研時聽到有不少同志反映鄉(xiāng)鎮(zhèn)非經(jīng)濟工作牽扯了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絕這類狀況,強調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時間要用在經(jīng)濟工作實踐上。這些觀念和要求,在今天看來都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

習書記專門就閩東財政經(jīng)濟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辯證思維。他認為,財政經(jīng)濟絕不是只管收支的錢袋子,而是調節(jié)經(jīng)濟的大杠桿;運用財政杠桿的調節(jié)作用,決不能簡單認為是給某某地方多發(fā)幾個錢,向某某地方多收幾個錢,而應產(chǎn)生于正確處理好財政經(jīng)濟的幾種關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關系,緊縮與發(fā)展的關系,多辦事與量力而行的關系。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提出正確處理增加財政收入與搞活企業(yè)的關系。當年寧德很窮,我做財政工作有切身體會。1985年我剛接手工作時,寧德一年的財政收入才5000萬元,還比不上鄰市一家釀酒廠產(chǎn)生的利稅貢獻。后來我向習書記匯報工作時談到這些,他卻對我說,要有大財政觀念,不能把增加財政收入理解為“卡緊企業(yè)”,只有企業(yè)發(fā)展了,財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斷的活水,水漲船高、泉大水足就是這個道理。

習書記講話通俗易懂,經(jīng)常用很形象的語言表達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談到利稅大戶和普通企業(yè)的稅收問題時,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撿好芝麻,一點一滴都要做好,積少成多。增加財政收入要與搞活大中型國有骨干企業(yè)相結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財源”這樣遠見卓識的財政觀,講究“欲取姑予”的藝術,不做“竭澤而漁”的蠢事。他還強調,在當前治理整頓、緊縮銀根的情況下,財政部門更要通過資產(chǎn)融通,大力支持工農(nóng)業(yè)發(fā)展。這些話在當時給了我很大的啟發(fā)。

在增加財政收入問題上,他還強調要處理好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系,既要積極爭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潛力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這與前面講到的他提倡“弱鳥先飛”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組數(shù)字,1990年福建全省財政收入209億元,寧德只有2.3億元;但從增長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間財政年均增長17.3%,寧德年均增長27.3%,超出10個百分點,進步是顯著的。從具體工作上講,鄉(xiāng)財建設、特產(chǎn)稅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認可,習書記在寧德開展經(jīng)濟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廣泛認可。

采訪組:在具體工作中,習近平同志給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張學清:習書記在寧德期間,有兩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一個是治理寧德標會“會災”。“標會”是一種民間融資形式。農(nóng)村里相識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錢集中起來,輪流使用,有人把它當作救急良藥,有人把它當作理財工具。但由于這種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風險極高,不斷發(fā)生“倒會”卷款潛逃事件,讓不少老百姓血本無歸。這在當時的寧德一度風靡。我記得1988年底的時候,原寧德縣(今蕉城區(qū))出現(xiàn)了一起涉及2萬多人的“倒會”事件,涉案金額大,超過億元,一些機關單位的干部也牽涉其中,影響極壞;性質復雜,其中正當?shù)拿耖g融資與非法的金融詐騙卷在一起;時近春節(jié),一個縣的城關鎮(zhèn)近一半人牽涉其中,許多人為了要賬到對方家里搬東西、砸東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響到社會穩(wěn)定。

1989年元月,地委連續(xù)兩次專門聽取關于這次“會災”事件的匯報,問題集中到兩點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處理善后。當時基層有個說法,希望政府出一種“會票”,當作官方擔保的“中間人”,可這樣無形中會給政府帶來負擔。面對這些問題,年輕的習書記明確提出了三個觀點:第一,不要隨意定性,要按證據(jù)辦事。他考慮涉及的普通百姓較多,不宜輕易定性,但對其中個別明顯屬于金融詐騙性質的,該抓就抓,絕不姑息,對于大多數(shù)群眾還是要持保護態(tài)度。第二,政府“會票”不能發(fā)。他提出,要重視民間調解方式在此類事件處理過程中的應用。這個話一出,解決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暫時還不了這個錢,就讓我家族中有聲望的親人做擔保,平息各方爭執(zhí);家里有什么物產(chǎn),也可以用來抵一部分欠賬。總之,就是運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間調解方式來解決民間糾紛,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給政府。我們當時覺得習書記這個意見非常好,就是充分發(fā)揮民間力量來解決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強調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性,各級政府要加強力量,深入細致做好群眾工作,控制事態(tài)發(fā)展,保持社會穩(wěn)定,確保老百姓過一個平穩(wěn)的太平年。

當時“會災”導致許多群眾跑到地委行署辦公樓上訪,甚至經(jīng)常出現(xiàn)鬧訪現(xiàn)象,我們的干部一度很撓頭,不知所措。習書記這樣子一表態(tài),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開始沉下去耐心做群眾工作,縣里也組織公安、信訪、財政、銀行各領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眾家中幫助解決問題,慢慢就把“倒會”問題平息下去了??梢哉f,沒有習書記當時提出的成熟沉穩(wěn)的指導思想,沒有他當時快速反應的應變處突能力,沒有他對基層工作、對群眾的殷殷深情,是很難很快把這件事妥善解決的。我們大家都很欽佩他。

還記得在那一年的年終考核中,省委組織部向班子反饋對習書記的評價,有句話得到大家一致認可,那就是他到寧德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很短的時間里面樹立起很高的威信”。確實,雖然我們與習書記在寧德共事只有短短兩年時間,但他領導有方,指揮有力,作風過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暢很愉快,對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寧德開展“三教”活動。“三教”就是重教、支教、愛教,營造全社會重視教育、支持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濃厚氛圍。習書記當時經(jīng)常講的一句話就是“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那時省里也下達明確要求,要在1990年之前實現(xiàn)教育“一無二有”,即無危房、有課桌椅。20世紀80年代末,雖然改革開放已經(jīng)有了一段時間,但國家的貧困面貌還比較普遍,像我們寧德,很多學校沒有專門的校舍,學生們在寺廟、祠堂里上課的比比皆是。還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里上課,學生自己從家里搬著小凳子來讀書。那時候教育系統(tǒng)有一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寧德農(nóng)村的教學危房有14萬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廟里的校舍還有23萬平方米,課桌椅缺少3萬套。習書記把這件事當成扶貧惠民的一件大事來抓,1988年9月19日,他召開班子成員辦公會,專門研究教育問題。他講到:一是要肯定成績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二是一定要下決心解決薄弱環(huán)節(jié),辦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這包括我們提到的改善辦學條件實現(xiàn)“一無二有”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解決各地欠發(fā)教師工資的問題,穩(wěn)定教師隊伍;三是強調要分層次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會議上,習書記提出把開展“三教”活動作為新一年一項重要工作來落實。1989年1月還正式出臺了實施意見,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切實落實領導責任,把是否開展好“三教”活動作為年終政績考核的重要內(nèi)容;采取地、縣、鄉(xiāng)共同出資的辦法,限期解決“一無二有”問題,凡是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的,不準蓋新的辦公樓、宿舍樓;驗收工作安排在當年年底,要用解決群眾關心的教育問題成效檢驗各級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師工資問題也要同步解決,等等。后來,寧德的這項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體現(xiàn)了習書記把教育事業(yè)當成民生工程抓緊抓實的務實作風與為民情懷。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期間,把“四下基層”作為工作常態(tài),當時您在參與過程中有哪些體會?

張學清:習書記在寧德提出“四下基層”,是他親民務實工作風格的又一體現(xiàn)。當時我分管信訪工作,但卻是“新手”,之前沒接觸過,心理上有一點畏難情緒,甚至有一點擔心。擔心什么呢?一是怕沒事找事,引火燒身;二是怕群眾的工作難做,萬一碰到胡攪蠻纏的怎么辦;三是擔心群眾提出的問題解決不了;四是擔心“四下基層”的機制難以持久,最后變成“半拉子工程”。當時和我有同樣想法的同志還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習書記會怎么干。沒想到,他工作起來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員在基層發(fā)布公告,告訴群眾我們要在哪天、在哪個地方現(xiàn)場接訪、現(xiàn)場辦公;隨后組織各有關部門,要求大家主動謀劃,預判群眾可能會提出的問題,提前考慮應對方案,并做好內(nèi)部分工;最后,要求當天接訪結束后各部門要自行小結,明確每件事落實部門和時限,爭取盡快給群眾一個滿意的答復。后來,他本人親自帶隊到基層接訪,傾聽群眾所急所盼,可以說是以上率下,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范。寧德“四下基層”的工作機制在全省引起強烈反響,當時省委還專門把全省各地信訪局局長帶到寧德展開現(xiàn)場觀摩,學習我們的好做法。這項工作在寧德一直持續(xù)到今天,從未間斷。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期間“三進下黨”的事跡至今被廣為傳頌。您當時有沒有參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張學清:我參加過一次,就是習書記1988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黨那次。他帶領班子有關成員和相關委辦局的18名負責同志一同深入下黨鄉(xiāng),既是去調研了解情況,開展現(xiàn)場辦公,也可以說是帶我們進行一次現(xiàn)場教育。

下黨當時實在太窮了。不要說基本的公共設施建不起來,平時吃飯只有鹽巴調味,連醬油是什么都不知道。當時人多去了幾個,連開會場所都沒法子解決,在廊橋那里開會、吃飯和休息,就是習書記親自敲定的。我們看了以后,確實很受觸動,覺得不把這樣的鄉(xiāng)村百姓拉出窮窩,就對不起自己的頭銜和職位。我相信習書記一定也是這樣想的,因為后兩次再進下黨,都是他自己主動去的,那里百姓的生活始終牽動著他的心。

采訪組:后來習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還有工作交集嗎?

張學清:我1996年離開寧德到省直單位工作,任省物價委主任,那時候習書記已經(jīng)在省委任副書記,分管“三農(nóng)”工作。當時全省剛剛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電、村村通廣播,是一件為民惠民的實事。但在通電問題上,就出現(xiàn)了“三亂四電”現(xiàn)象,即亂收費、亂加價、亂集資,人情電、關系電、權力電、偷竊電。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亂收費亂加價問題,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現(xiàn)導致農(nóng)民負擔過重的亂象,當時《人民日報》還對福建這方面問題進行過披露。習書記對此事非常重視,親自聽取匯報并出席專題工作會。我們當時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電價壓到1元以內(nèi),習書記知道以后非常支持,還支持我們開展輿論監(jiān)督,提倡全省農(nóng)民凡是遇到電價超過1元的有權拒付。在開展集中整頓的第一年,我們就為全省農(nóng)民減負5個億,第二年又減少3億多元,受到廣大農(nóng)民的好評。

2000年2月,我調任省地稅局局長。那時候習書記已經(jīng)是省長了,主管財政金融工作。他交給我兩項任務:一是“帶好隊”,就是帶好稅務這支隊伍。當時地稅系統(tǒng)是從省到鄉(xiāng)鎮(zhèn)垂直管理,整個隊伍有12000多人,都是“吃皇糧”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稅。他下達給我們一個硬任務,就是幫勞動廳(也就是現(xiàn)在的社會保障局)做好社保費的收繳工作。起初,工作實施起來我才發(fā)現(xiàn)面臨三大阻力:一是企業(yè)方面的阻力,因為收費就牽動企業(yè),企業(yè)的負擔客觀上就會加重;二是隨著企業(yè)負擔加重,反映到政府層面,有的地方就會擔心影響引進外資,繼而影響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三是來自我們稅務系統(tǒng)內(nèi)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畢竟稅務局按理講是依法收稅,社保費收繳當時不是我們的分內(nèi)工作。在認識沒有統(tǒng)一的情況下,這件事的確很難辦。

我向習省長匯報了自己的為難之處,他聽了表示很理解,說完成這項任務,如果在人手、設備上有困難,都沒關系,他會幫助我解決,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說,要給大家講清楚,這個事是關系到福建社會保障工作落實、關系到社會安寧穩(wěn)定的大事,稅務部門要認識到這個做法的深遠意義,統(tǒng)一思想,好好地收。他還說,針對企業(yè)擔心的問題,完全可以給企業(yè)開誠布公講明白,相信對方都是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我們引進一家企業(yè),不管是內(nèi)資企業(yè)還是外資企業(yè),如果連這種基本的社會責任都不愿意承擔,那么我們引進他,也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簡單幾句話,我聽出了習省長的信心和決心,也看出了他高瞻遠矚、著眼全局的領導風范。后來,為了進一步推動這項工作落實,習省長多次牽頭召集相關領導和部門開會研究討論,還專門成立工作領導小組,最終決定從2001年1月1日起,把地稅征收、財政監(jiān)督、社保發(fā)放作為一個工作體制確定下來,全面實施社保費地稅全責征收。

那次開征前,全省社保費只能收到兩三億元,有時候連這個數(shù)字都收不上來;2001年新體制實施后,當年就收了34億元,這個數(shù)字還不包括廈門。今天來接受你們訪談之前,我特地打電話了解情況,現(xiàn)在我們?nèi)∈杖〉纳绫YM已經(jīng)達到920億元??梢哉f,當年習省長為國家的社會保障事業(yè)、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親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穩(wěn)睿智、遠見卓識的領導。

采訪組:在日常接觸中,習近平同志留給您怎樣的印象?

張學清:和習書記共事過的人,相信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他為人沉穩(wěn)、務實親民、正派清廉?,F(xiàn)在回想起來,他在那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jīng)展露出一個大國領袖必備的素養(yǎng)?;蛘哒f,在寧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經(jīng)初顯端倪。原福建省軍區(qū)司令員陳明端當時對習書記就有一句評價:習近平年紀輕輕,講起話來有條不紊,真有大將風度。我們都很認同!

習書記在工作和生活上對自己要求都很嚴格。1989年3月,他牽頭制定了《關于地委、行署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若干規(guī)定》,主要包括12條:在職期間不準以任何名義占地營建私房;不準個人介紹基建工程;不準貪污受賄和索賄;不準違反招工、招干、招生、畢業(yè)生分配、征兵、復員轉業(yè)軍人安置和人事調動的有關規(guī)定,私自安插子女、親友,謀求特殊照顧;不準在干部的提升、晉級和調配選拔上,違反組織原則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務往來不收禮,不向基層單位索要各種產(chǎn)品、禮品,索購緊俏商品;下基層不準大吃大喝,要嚴格要求按接待標準辦伙食,按規(guī)定繳納伙食費;不準公車私用,如特殊情況私事要用車,要向車輛管理單位繳納用車費;不準利用職便以任何名義參與經(jīng)商辦企業(yè);不準弄虛作假騙取榮譽或獎勵;要敢于堅持原則,敢于碰硬,帶頭抵制各種不正之風,不準為違法亂紀的人和犯罪分子說情袒護、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屬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個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臺了《關于黨政機關廉政建設的若干補充規(guī)定》,共5條:不準購買新的進口豪華汽車;不準修建超標準的辦公樓、宿舍;領導下鄉(xiāng)要輕車簡從,不要到當?shù)剡吔缬由霞夘I導;上級領導來檢查工作,除有關人員外,不要層層增加陪同人員;今后領導干部生病,各部門、單位不要用公款贈送慰問品,不以各種理由,用公款向領導贈送禮品,如有違者,財務部門不予報銷,領導干部要把物品退還有關部門、單位或上交。你們看,他在30年前就針對作風問題提出如此細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強調反腐敗要持之以恒,充分體現(xiàn)了他對作風問題一抓到底的決心,也體現(xiàn)了他身體力行的坦蕩氣概。

他在寧德經(jīng)常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實行“最低標準”,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換車、不換司機、不換辦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邊的職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職工食堂,從沒搞過特殊、開過小灶。

2010年9月3日,對我來說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經(jīng)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來福建視察工作,和我們幾個在寧德共過事的老同志一起再敘情誼。他當時講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說福建是他成家立業(yè)的地方。他解釋說,自己在廈門成的家,后來在福州生了女兒。而立業(yè)主要從寧德開始的,所以對福建對寧德有著特別的感情。他講得實在,我們聽了也很感動。

這一次接受你們的采訪,我感到可謂正當其時。中共中央剛剛提出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通過訪談對曾經(jīng)與習總書記共事交往過程進行點滴回顧,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生動體現(xiàn)。這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解他對共產(chǎn)主義的堅定信仰,理解他對人民的深切情懷。

(轉載自2019年7月1日《學習時報》)

責任編輯: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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